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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?

时间:2019-07-22 21:30来源:和讯 编辑:欧阳雪字体设置

 
  1994年12月19日,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,立起了一块牌子,牌子上清楚地写了一段话:
 
 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,距1997年7月1日925天。

 
 
  在此后的925个日子里,几乎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,都要在这块牌子面前合影留念。
 
  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,这是一个注定会让全中国人铭记的日子。
 
 
  国力下降的大英帝国阻止不了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。
 
  但是,英国人从来不会甘心就这样退场,英国在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,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。
 
  比如,英国离开印度之前,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,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,一手促成了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。
 
  香港也不例外。
 
 
 
  1
 
  1997年7月1号,这是很多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一天。
 
  当天,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脸苦涩地看着解放军列队进入香港。
 
  和查尔斯王子登上军舰后,彭定康回过头来,恋恋不舍地朝香港挥手。
 
  彭定康的女儿从小在香港长大,她们在军舰上难受地落下了眼泪。
 
  英国人从来就不愿意归还香港。
 
  英国人一开始的打算,是能不还就不还。
 
  1979年3月,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专程来了一趟北京,见了邓小平一面。
 
  他来北京的意图很明确,就是想问问香港能不能续租。
 
  邓小平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 
 
  得知消息的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死心。1982年,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,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,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。
 
  拒绝。
 
  提出“主权换治权”,香港归还,但是治理权归英国,也不许中国驻军。
 
  拒绝。
 
  刚在马岛战争中打赢阿根廷的战绩让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,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。
 
  邓小平:“只要我们愿意,今天晚些时候,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。”
 
 
  在经过了2年,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,1984年12月19日,双方在北京签订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。
 
  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,英国归还香港。同时,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,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。
 
  其中还有一条关键的:在1984-1997这段过渡期里,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,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,中国政府予以配合。
 
  13年时间,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。
 
  1997年7月1日,在和彭定康离开香港时,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:“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网球吗?”
 
  彭定康回答说:“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。”
 
 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,他在临走前,给这些“好朋友”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。
 
  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,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,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“白名单”,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。
 
  这些精英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,只要有了这个密码,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,他们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入英国国籍。
 
  这5万人里,有不少是高官富商,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移民去了英国,但相当多人还是留在了香港,他们中有2100人的名字、身份,时至今日还严格保密。
 
  一批忠于英国的香港人,回归后一直留在香港,除了搞事还能干什么呢?
 
  这样的“雷”,英国人还埋了很多。
 
 
  香港回归前,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“政治部”(SpecialBrunch)的单位,专门负责特务活动,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。
 
  按理说,一个特务部门应该很低调才对。可政治部偏不,他们活动非常高调,成天挂着部门的徽章,四处抓反对英国统治的老百姓(603883)。
 
  当年还没有现在诸多的网络流行语,政治部简称“SB”,警察们但凡听到有人自称SB,都会对他肃然起敬。
 
  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,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,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,让他们定期向自己汇报工作。
 
 
  到1995年,政治部解散时,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,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。
 
  比如香港首位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,曾经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领导。
 
  这些人让大陆收回香港后面临了两难处境:在这些留下的官员里,你不知道谁是忠于英国人的,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吧很不现实,但如果全部换掉吧,整个公务员队伍有18万人,换掉也是天方夜谭。
 
  这些留任的官员里,就出了不少专门给我们添堵的。
 
  比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,在任时曾说“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,其他都没变”,退休后又公开支持港独分子,跑去美国呼吁“关注香港人权问题”。
 
 
  糟心的人给你培养了不少,英国还在回归前修改了一些法律。
 
  1967年,港英政府为了制裁左派暴动,制定了一个《香港公关秩序条例》,凡是想游行示威,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。
 
  在香港回归之前,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“合法地”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。
 
  结果,在1996年底,距离回归只剩下7个月了,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,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,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,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。
 
  目的何在,不言而喻。
 
 
  还有英国政府的《社团条例》。以前,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,不需要有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。
 
  因为这个条例,我们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站向领导汇报工作时,有时都得专程开车到深圳这一侧,才敢打电话。
 
  结果,1992年,港英政府突然就变“开明”了,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,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,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。
 
  等到香港回归后,“香港外国记者会”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,屡次邀请藏独、台独分子来演讲。
 
 
  原本,英国人统治时期,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、行政、军队三大权,说一不二。
 
  可是,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,他突然变成了“不恋权位”的大好人,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。
 
  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,再把手下的“立法局”,变成独立于政府的“立法会”。
 
  权力一分之后,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,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,就千难万难了。
 
 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,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、自由,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,他们却突然“好心地”给了香港“民主”。
 
  真是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
 
 
  2
 
  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,所有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见证了那个激动的时刻。
 
  当天傍晚,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威尔士军营,中方代表向英军发了一条极为霸气的声明:
 
  “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,你们可以下岗了”
 
 
  在整场回归仪式上,英军都显得松松垮垮,步伐混乱,而对面的解放军却是脚步坚定有力,整齐划一。
 
  23:59分,英军仪仗队准时降下象征英国统治的国旗。
 
  1秒钟后,中国国旗伴随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准时飘扬在了会场上!
 
  亿万国人为此彻夜无眠。
 
 
  可是,香港和内地在接下来20年的发展,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 
  内地崛起的速度,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预测。
 
  中学的政治书上就写过了,我们在1987年对未来的计划是:在21世纪,用30-50年的时间,基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4000美元。
 
 
  但是,在2016年,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000美元。
 
  相反,香港逐渐失去贸易中转站的地位,随着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的发展,国内外的投资不必再一窝蜂涌入香港。
 
  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,而且,内地越发达,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。
 
  回归前后的改变让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,再加上殖民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,从街道名称到公园雕塑到政府部门的人,英国人留下的印记始终都在那里。
 
  英国人埋下的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。
 
 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,英国很喜欢用冠冕堂皇的“人权”说事。
 
 
  1991年,英国把联合国发布的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,改个名字、叫法,写成了《香港人权法》。这份公约提出了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,比如限制死刑、放宽国籍户籍限制等内容。
 
  然而,公约毕竟是个理想化的文件,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全盘接收,而是根据自己国情,选择性地引进了公约的一部分。
 
  可是,对香港,英国人却拿出了最高的标准,反复地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香港法律界人士。
 
  1999年,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(均非香港籍)在香港逗留期间,生下了一名叫“吴嘉玲”的女童,结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。
 
  女童父母把这事告到法院,因为事涉两地关系重大,全国人大专门出来释法:“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为香港永久居民者,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够取得居港权”。
 
 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,但香港一些律师却借“赴港产子”这事,说人大干涉香港内政、破坏人权。
 
 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“香港公民党”,他们到处打着联合国《公约》、《香港人权法》的名义,煽动香港百姓上街闹事,要求政府允许吴嘉玲获得香港身份。
 
 
  2001年时,他们又借助另一个在香港出生的“双非儿童”庄丰源,把给予香港居留权的事搬出来炒作。
 
  由于公民党中有许多法律界人士,精通法律程序和条文,还擅长对百姓打“亲情牌”,在他们的操作下,香港法院判决政府败诉,对赴港生子网开一面。
 
  结果,一看这么闹完后,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权,许多想给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陆产妇,都疯抢着跑去了香港。
 
  一时间,香港各大医院的床位被抢空,当地的福利开支压力剧增。引发了许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满,街头抗议纷纷。
 
  少数因为资源被抢占而不满的香港居民,把怨气发泄在了大陆人身上,他们给到港大陆人起名“蝗虫”,四处张贴侮辱性言论。
 
  这个时候,他们再也不提人权的事了。
 
 
  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修建方案时,公民党怂恿一位叫朱绮华的老太太,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,申请司法复核。
 
  港珠澳大桥造得好好的,就因为这个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。
 
  最终,港珠澳大桥成本上升了89亿港币,平均每个香港人都为这点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币。
 
  虽然做了一圈无用功,但是香港精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骄傲,因为这证明他们讲法制。
 
  公民党的人说起这事时,嘴上也都是“人权”、“法制”,表示他们很关心朱老太太,呼吁政府应该倾听弱势群体的诉求。
 
  可是,等官司败诉,朱老太生病后,记者去采访公民党大佬,问起他们朱老太的病情。
 
  结果,这群自称“关心朱老太”的人,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方住院的信息。

 
 
  这些精英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权、法治问题,他们就是在抬杠。
 
  被分走了核心权力的特首、一群不怀好意的政客、一帮被宠坏了的市民、一手遮天的资本家,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国驻港领事馆。
 
  香港遵循英国人挖下的坑,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困局。
 
 
  3
 
  1999年回归祖国的澳门,就没有这么多事儿。
 
  澳门被殖民者侵占的时间,远比香港要长得多,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开始,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加起来有四百多年。
 
 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“澳独”,因为这种人极少极少。
 
  之所以澳独极少,是因为回归之后的澳门,远比回归之前要好。
 
  1997年7月29日凌晨,澳门新世纪酒店依旧是灯火通明,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汇聚于此,享受着纸迷金醉的生活。
 
  突然,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夜空,撕破了澳门夜晚的宁静。
 
  两辆面包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手持AK-47的杀手,对着酒店大厅的玻璃幕墙“哒哒哒”扫射,现场一时大乱。
 
  等澳门警察赶到时候,现场已经一片狼藉,多名外籍游客和酒店保安受重伤。
 
  由于有很多外国游客受伤,这起枪击案在国际场合引起巨大反响,澳门被不少国家拉进了旅游黑名单。
 
  对于内地人来说,这种黑帮当面火并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 
  但是对于回归前的澳门人来说,他们对这种场面早就习以为常。
 
 
  上世纪90年代,澳门的博彩业、旅游业被黑帮把持。
 
  澳门本地的报纸头版头条上,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血淋淋的照片:街头火并,杀人越货,打砸抢烧,等等等等不一而足。
 
  和英国人不同的是,葡萄牙人殖民澳门之后,没有系统推行殖民化教育,对澳门的治安、经济也很少投入。
 
  一直到90年代,澳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大清时候的律法。
 
  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治理极其失败,才会让黑帮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。
 
 
  回归前的澳门,名义上还是葡萄牙管辖,然而,在澳门说话管事的,不是葡萄牙总督,而是手握10万小弟的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。
 
  尹国驹还是马仔的时候,就敢带着手下马仔跟澳门警察火并,还击毙过一名警官。
 
  他当上澳门本地帮派14K的老大以后,行事更是肆无忌惮,文章开头新世纪酒店那些拿AK突突的人,就是尹国驹的小弟。
 
 
  1998年,他甚至专门斥巨资1400万请了任达华、蔡少芬等一线港星,拍了一部名叫《濠江风云》的电影,用自传的形式吹嘘自己的“黑道经历”。
 
  黑社会老大拍涉黑电影给自己洗白,可以说是嚣张到一定境界了。
 
  澳门警方注意到了这位黑道大佬,开始搜集他的黑材料。
 
  但是,此举惹恼了尹国驹,1998年5月1日,警察局门口一辆公务车突然爆炸,那是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的座驾。
 
  因为警长并不在汽车上,躲过了一劫。随后,警察根据蛛丝马迹锁定了尹国驹,把他抓了起来,想要彻底铲除他。
 
 
  没想到,胆大包天的黑帮直接跟警察叫板,开始到处搞破坏。
 
  一时间,澳门街头浓烟滚滚,从5月8日凌晨1时15分开始,一天内发生了26起爆炸案、53宗纵火案。
 
  就连澳门警察总署和总督府,都被武装分子投掷了炸弹。
 
 
  葡萄牙人根本管不住无法无天的黑帮。
 
  因此,澳门人迫切地希望能够回归祖国,让解放军收拾这些人。
 
 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后,解放军正式进驻澳门,强势震慑宵小,宣判了澳门黑帮的死刑。
 
 
  短短4年后的2003年,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,澳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
 
  而且,和香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不同,澳门的经济有90%都来自博彩旅游业,大陆越发达,澳门经济就越好。
 
 
  回归前后生活没有落差,反而越来越好,自然就不会有澳门人怀念殖民者,更不用提什么“澳独”了。
 
 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首歌,叫做《七子之歌·澳门》。这是一首旋律很简单的歌,歌词也非常直白,每次还都是一群孩子们唱的。
 
  但是,这首歌似乎有一种魔力,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只要歌声响起,它总能让听到的中国人,情不自禁地为之潸然泪下:
 
  你可知“mu-cau”,不是我真姓?
 
  我离开你太久了,母亲!
 
 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,
 
 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。
 
  啊~三百年来,梦寐不忘的生母啊!
 
  请叫我的乳名,叫我一声“澳~门~”!
 
  母亲啊母亲!我要回来
 
  母亲!母~亲~!
 
  其实,七子之歌的歌词是闻一多先生的诗句,在这“七子”里面,不止有澳门,还有香港,还有台湾。
 
  只是,从来没有人有机会把香港和台湾的诗句谱成歌曲。
 
  香港现在的问题和殖民者脱不了干系,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记,才能放开手脚解决香港人民的困境。
 
 
  1984年,中英香港谈判焦灼时,春晚舞台上有一个叫张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,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,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——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 
  那一代的香港人,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。
 
  可是,到了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中,这种感情早已淡漠了。
 
 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处理香港的问题,再过10年、20年,香港的下一代,下下一代里,还有多少人,能由衷地唱出这首歌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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