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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际更替薪火相传的陕西作家 用作品擦亮文学陕军金字招牌

时间:2018-10-27 11:21来源:西安新闻网-西安晚报 编辑:欧阳雪字体设置

  改革开放40年,“文学陕军”缔造了辉煌,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骄傲。从1977年开始评选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——茅盾文学奖已历九届,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出自“文学陕军”之手;此外,还有多位陕西作家摘取了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权威文学奖项。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来,陕西作家为文坛奉献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,他们用作品擦亮了“文学陕军”这张金字招牌。
 
  新时期伊始 陕西文学走出了一条个性化路子
 
  改革开放初期,万物复苏,一个“阅读饥渴”的时代刚刚结束。随之而来的,是精神禁锢被渐渐打开,思想文化的洪流激荡澎湃。文学立刻就呈现了“井喷”之势,全国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,文坛一派欣欣向荣。
 
  作为有着良好文学传统的陕西作家,自然也被文坛寄予了厚望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告诉记者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陕西作家就呈现了良好的创作态势。在‘17年文学’中,柳青的《创业史》、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等作品,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。”
 
  1978年,柳青去世,让我省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作家,给陕西文坛带来了巨大打击。很多人都希望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,陕西作家能再度叫响中国文坛。很快,一批老作家纷纷推出了新作品,比如王汶石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《挥起战刀的炮手们》,杜鹏程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光辉的里程》……
 
  然而,在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之际,人们很快也发现,属于老一代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面对着激情澎湃的崭新时代,老一代作家很难扣住改革开放时代的脉搏,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。
 
  当时,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伸、邹志安、京夫等后来成为“文学陕军”中流砥柱的作家都还属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。所以,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余年,定义为“两个时代的作家衔接交错解放”的“代际交班”阶段,两代作家共同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现实,同时在艺术上开始传承交班。
 
  新时期伊始,陕西文学并没有跟上全国文学思潮。中国文坛上,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、改革文学、先锋文学、寻根文学这些内容、形式、风格不同,形态各异的小说纷纷亮相,犹如井喷式集体登场,很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。但陕西文坛并没有紧跟全国文学思潮,鲜有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。对此,肖云儒认为“这是因为陕西人沉稳,他们依然沿着柳青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胡采的现实主义评论传统,切切实实写脚下这片土地,这是陕西文学定力和沉稳的表现。”
 
  李星说,与全国文学思潮相比,陕西文学也许晚了一步,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。1982年,路遥推出中篇小说《人生》,小说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,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,劳动人民的人格美、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,使读者产生了“情感上的深深共鸣,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”。路遥的《人生》一经问世,就产生了强烈的学术争议,但很快叫响全国,犹如报春的燕子,宣示着陕西文学的亮相。
 
  随后,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伸等作家作品纷纷问世,陈忠实的《康家小院》带有反思色彩,贾平凹的《满月儿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真相,莫伸的《人民的歌手》走出了陕西作家单纯写农村题材的范畴。1988年,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《浮躁》,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,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,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。该书出版即引起轰动,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。李星说,从这个时候开始,陕西文学跟上了全国文学的步伐。
 
 
  “陕军东征” 陕西文学实力的集中体现
 
  “文坛陕军”这个说法,是从1993年“陕军东征”时提出来的。事实上,在新时期陕西文坛完成了代际交替后,新一代的“文坛陕军”就已初露峥嵘了。
 
  1988年,在贾平凹完成《浮躁》的同一年,路遥推出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。这一共三部的长篇小说,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,全景式地表现了当代城乡社会生活,荣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。这也是陕西作家首摘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——茅盾文学奖。然而,长期的辛苦创作透支了路遥的身体,1992年42岁的他英年早逝,留给了陕西文坛无尽的遗憾。是路遥拉开了“陕军东征”的大幕,路遥也因此成为“陕军东征”的先驱。无论是评论家肖云儒还是后来“东征”的亲历者高建群,都提到1986年路遥曾主持过一次省作协的长篇小说促进会,堪称“战前动员”:“在这次会上,路遥提出‘文学的最后决战是长篇小说的较量’,号召写散文的、写诗歌的、写报告文学的作家,都拿起笔来写长篇小说。”随后,路遥身体力行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并一举摘获茅盾文学奖。
 
  1992年,是陕西文坛“损兵折将”的一年。这一年,先是路遥因病去世,紧接着邹志安也与世长辞,前者42岁,后者46岁,两位作家都在年富力强之时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读者。同年,老作家杜鹏程因病逝世。在京的陕籍评论家白烨曾回忆说:“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,但陕西的作家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,也就是在1992年,陈忠实完成了《白鹿原》,贾平凹创作了《废都》,京夫改定了《八里情仇》,程海拿出了《热爱命运》,高建群写就了《最后一个匈奴》,‘陕军’一下子打响了文坛。”
 
  肖云儒告诉记者:“‘陕军东征’这一提法是在作家出版社为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举行的座谈会上,当时一位北京的评论家说‘陕西几位小说家先后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们的长篇小说’,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,开玩笑说‘陕西人要来个挥马东征啊’。”随后,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韩小蕙在该报发表了题为《“陕军东征”火爆京城》的文章,介绍了陕西几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幕。接着,《文艺报》也做了相关报道,“京城的报道像点着了的爆竹一样,很快引燃了陕西各级刊物的连锁性反响以及整版的评论、特写和创作体会。这些报道大大鼓舞了‘陕军’们,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话题。”
 
  肖云儒评价:“在伤痕文学、改革文学等思潮盛行时,陕西文坛没有赶全国风潮,而是依照现实主义规律,写脚下的土地。这样,陕军‘东征’才能抢先机,我们在生活、生命的层次一直准备着。‘陕军东征’把整个陕西文学再度提升到中国文学的第一平台,增强了‘文学陕军’的文学自信和文学自觉,打造了至今依然亮丽的‘文学陕军’品牌,引发了陕西文学、艺术方方面面的品牌效应。”
 
 
  “后东征时代” 文学依然神圣
 
  1993年“陕军东征”是陕西文学永远的骄傲,陕西文学也因此达到了高峰。李星说,正是“东征”督促一批青年作家迅速崛起的,他们纷纷在“东征”后进入了自己文学的成熟阶段。李星用“两棵大树,四大金刚”来形容“后东征时代”的陕西文坛,“两棵大树”指的是陈忠实、贾平凹,而“四大金刚”指的是冯积岐、红柯、高建群、叶广芩四人。此外,还有冷梦、朱鸿、和谷、方英文、吴克敬、穆涛等一批作家也在“东征”后迅速成长起来。
 
  肖云儒将“后东征时代”分为五大板块,分别是:高原板块,因为陕北作家将革命历史、革命文化的情怀提升为生命的情怀;平原板块,以关中农业地区的作家组成,以农村题材、乡愁乡恋题材为核心,反映农村变革层次进入到解剖村舍文化层次;山地板块,以秦岭南边的几个市的作家群为主体,对山水文化、生命文化的开掘;西部板块,西部诗情诗性的浪漫板块,以红柯、高建群为代表,把丝路上游牧民族的豪放生命感注入到作品中间去;都市板块,这是陕西前几代作家鲜见的,许多中青年作家,特别是女性作家开始关注都市生活。
 
  肖云儒特别提出,“后东征时代”涌现了两个重要作家——红柯和陈彦,一个是游牧文明异质文化的融入,一个是纯然的古都市井文化的反映,反映了陕西文学在“后东征时代”的开放性和多元性。他表示,很少有人说他们是“文学陕军第二代”,“因为地域性淡化是时代潮流使然,但这批陕西作家和全国共有的文化代际特点却增强了。”
 
  在“两棵大树、四大金刚”之后,陕西一批“70后”“80后”乃至“90后”作家崭露头角,周瑄璞、唐卡、寇挥、杨则纬、王闷闷等正在承继陕西文学传统。而陕西省作协也做了诸多努力,如设立柳青文学奖,并在第二届奖项中增设新人奖。2014年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“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”,2016年又组织实施“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”。这些举措,对当下陕西青年作家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。
 
  肖云儒说:“继承本身就需要创新,创新是最佳的继承之路,创新让传统流传下来,用积极的创新激活传统。陕西文学有一些非常好的文学传统,陕西的青年作家不只要继承发扬文学的技巧思维,更要继承这些优秀传统,比如为人民,写人民,为社稷、为真善美写作,还有不竭的创新精神。青年作家一定要融入新的信息时代、智能时代,深度走出地域文化对我们的局限,从信息时代大情怀中审视脚下的土地。”
 
  “文学依然神圣”,多年前陈忠实说出这句话,依然是陕西文坛信奉的真理。肖云儒深情地说:“四十年来,陕西文学稳健地走向开放、创新、科学,非常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性发展,虽然步子慢一点,不赶时髦,少有反复,是在现实主义高层次探索的平台,是中华文明深层次上开掘的平台,更是人类生命文化上感应的平台。”他表示,陕西有很好的文学氛围,青年作家要有争当大树的雄心,更要有做好小草的准备。因为,丛林草坪对于肥沃土壤的功能高于大树。有了肥沃的土壤,大树苍天也指日可待,文学新人代代辈出,相信陕西文学会一路向前。(记者 张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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